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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5 21:17:32  |
| 读《读<孟尝君传>》 |
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篇八十六字，以“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开篇，而以其不能得士作结，四句话转折四个层次，“起、承、转、合”，秩序井然。欲擒故纵，跌宕多姿，确是古来有名的一篇短文，其笔法倍受后学称赞而奉之为楷模。
然而形式之美终究掩盖不了内容的糟粕。临川先生此文转换了战国时期“士”的概念，因而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士”，本来是对人的美称。古来就有国士、学士、谋士、术士、道士、星士等等，此义沿用至今，现在还有博士、医士、技士、勇士、烈士等称号。可见，“士”原指有一技之长或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学富五车之才和高官显赫之贵，与王安石心目中的“士”有很大差别。
司马迁就是比王安石接近下层人士，如果换成王安石来作《史记》，那么不能学富五车、没有显赫地位的守门人侯嬴、市屠朱亥、贫穷好吃的冯、不受重视而自荐的毛遂，甚至赌徒、酒家是不可能垂名千古的。然而，这些被王安石瞧不上眼的，甘与鸡鸣狗盗者同食的“渺小”人物，各自以自己独特的卓识和勇毅，在历史的长夜中，闪烁过虽一瞬却耀眼的光芒——所以司马迁在他的不朽的巨著里歌颂了他们。
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卓有成就，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均有独特风格。特别是政治上实施理财和整军两大方面的变法，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为后世的改革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可叹者。他自己在识人、用士方面并不比孟尝君高明。他的变法所以失败，史家推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另一个则是他识人不准、用人不当。呜呼，讥笑孟尝君不得士的临川先生，反而被士所误，这，于公于私，何尝不是悲剧？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录：《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亡所以不至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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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1.09 16:13:54 |
| 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 |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生活在牛（僧孺）李（德裕）党争愈演愈烈的年代（7世纪中叶）。他夹在党争的缝隙之间，处境困难，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寄人篱下，四十六岁匆匆一生。然而，潦倒失意的生活遭遇，并没有使诗人悲观丧志，却为他提供了无竭的创作源泉，使他的诗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李商隐的诗，“旨趣遥深”，前人屡赞不息。
《登乐游原》是李商隐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传诵至今不息：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首诗言浅意深，直陈了他因政治上的失意而登游长安古原以求一时之解脱，更用生花妙笔抒写了在古原高地上所见之景和所感之情。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祖父便教我读《唐诗三百首》，《登乐游原》便是我儿时喜爱的诗篇之一。小儿读诗，咿呀随口，对“夕阳...黄昏”句中含蕴的人生哲理是无法深知的，不甚了了。但经祖父的讲授，句中那种激人惜时求进的感情在我幼小的心灵扎植了伸根。后来，我的高中国文老师教我读李商隐的五律《晚晴》，才对这位在人生道路上久历坎坷的伟大诗人产生了同情和敬佩之情。写《晚晴》时，李商隐32岁了，他深受两派官僚猜忌、排挤，无法再留恋京都繁华，被迫远赴西南，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为人幕僚。初夏的一个傍晚，久雨新晴，夕阳辉映，自然界的万物显得分外清新明朗，富有生机。面对这美好的晚晴景物，久经沧桑、潦倒大半生的诗人，心境一时又变得开朗起来，欣然命笔，写下了这首洋溢乐观气息的诗篇：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
大自然的爱是无私的，久雨新晴，万物沐浴着金色的夕晖。久遭凄风苦雨的小草，一经夕晖爱抚，也就生意盎然了；远背乡井的“越鸟”，经晚阳晒干了翅膀，也将奋起轻翼飞回故乡了......失意的人自然容易联想起自己的命运和处境，也自然容易触发对“晚晴”的可慰可珍的亲切感。
晚晴是美好的，但又是短暂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自然规律，人的主观意志是无力改变的，但也是诗人对美好晚景的恋惜和对时光易逝的哲理感慨。“无限好”而“近黄昏”，尽管也含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呼唤，却容易引起人们感伤惆怅之情，而“人间重晚晴”的意境就大不相同了，明知“晚晴”短暂，饱经风雨的诗人不嗟伤、不迟疑，“归飞体更轻”不正表达了他乐观奋进的精神吗？一个“重”字，不是更显示了“晚晴”可珍可贵的价值？诗人对人生的无限热爱和严肃思考，给予了“人间”哲理性的启导。
一千多年前，李商隐用艺术的大手笔为后人提示的这个哲理启示，继来者有些什么样的回响呢？和他同期的杜牧在《少年游》词中写过“夕阳闲淡秋光老”，由于生活放浪，只能“独自凭栏桡”。北宋太平宰相晏殊虽然问过“夕阳西下几时回”，终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幽径独徘徊”。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晚年在建康登赏心亭时，也只能写“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嗟叹自己毕生报国复土的壮志难酬。元朝的散曲大师马致远，在出名的《秋思》曲中也只是发出“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悲鸣——莫非这是历史的注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之才，多数逃不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厄运？为什么面对这个主题嗟伤者众而振奋者寡？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先觉者、首开一代文风的龚自珍，在呼吁从政治上彻底改革、主张武装抵抗外侮，反对土地兼并而遭清政府打击排挤后，从北京挂冠南归，在南方开设书院，传授经国济世之学，启昏振聩的《病梅馆记》表达了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更有南归途中的《己亥杂诗》之一为证：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你看，夕阳薄西山，还要奔天涯；不悲鸣“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嗟叹“断肠人在天涯”；甘作有情的落花，回归生我养我的土壤里，增添母土的肥份，为明年春暖花开、艳满人间，做出无私奉献。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挚爱，不正是“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的体现吗？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保持晚节是老年人的一个重大课题，深感于斯，随笔与同辈人共勉。
一九九三年国庆前夕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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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10.11 08:30:52 |
| 开篇语 |
2006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中午12时。外公仙逝。
昨晚的月亮缺了，不过还是那么明亮，照着天堂里的外公，也照着我们，共在一片月光下，缅怀着。
外公是个善良、淳朴的老人，一身从军、从教，有军人的坚韧，也有为人师表的谦逊与和蔼。他一直瘦瘦的，却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儒雅；他一直寡言少语，甚至被人称为清高，却无微不至地注视、关心着他的后代；他总喜欢讲起文革时的历史，为的是让我们这些子孙知道过往的辛酸；他还和我说起新闻写作的种种，给我推荐书目，为的就是他的外孙能有所成就......
他走的时候很轻松，除了思念和祝福，没有再带走什么，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几百余本各类书籍，有古文、散文、教材，有论文、评论、读书心得，还有他生前写下的家史。外公说：他写的东西不求发表，只求后代谨记。我却想，把他的钢笔字迹转化为电子文档，永远保存下来，让更多的后代能读懂他，读懂历史。
这就是我为外公建立这个博客的初衷，也希望能在这里深深地悼念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者。
序
余嗜书，尤爱读史。鲁迅视治史为读书之途径，治学之方法，尤重“不为泥古而为鉴今”。盖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谓也。
余垂髻就成，弱冠执笔记事，中年溺沉，笔稿悉毁于灾火，晚年纠错，执教高中文史。辛勤备课，尝涉猎大量古籍。撮我有不同见解者记之于册，俾后考究。
1990年，坚辞县中之留用。闲居无事，重操执笔旧习，发我对文史之不同见解。为文数十篇，辑之成册，借义山（李商隐）诗名曰，《晚晴集》。不求发表于世，为记我读书之一得，为待我后人之有用于斯者耳。
是为序。
一九九八年三月溥文谨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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